一晃37载，一张1986年诞生于沙坪坝区青木关镇的《滴翠报》，即将迎来它的第300期。
“这么些年不容易，但我们还是要坚持把这张报纸办下去，办得更好。”“还要多招收一些社员进来，补充点‘新鲜血液’。”“我们今后还要多组织采风活动，一方面多贴近乡村，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多交流交流。”10月13日，在青木关镇文化服务中心，几名滴翠文学社的成员又聚在一起，激情饱满地讨论着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，畅想起文学社的未来。
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些社员都不再年轻，但说起文学创作，已生华发的他们热情不减当年。
一群得了“文化病”的人
说起这个文学社的建立，首任社长罗成友频频提到一个关键词——“文化病”。
20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热潮从乡村掀起。解放的生产力，让农村发展日新月异，农民精神生活得到提升，一股“文学热”随之在农村地区掀起，一个个乡镇文学社相继涌现。
这股热潮同样刮到了青木关。罗成友就是这股“文学热”中的一员。当时，他是青木关镇文化站站长，工作之余爱搞点文学创作，且涉猎广泛，散文、短篇小说等体裁兼而有之。
一开始，他的作品长期被报刊退稿，但他仍坚持写作，“那时候热衷写作的人都戏谑地称自己有‘文化病’，我就是得了‘文化病’。”罗成友笑着说。
在青木关，罗成友的“病友”还不少。
1986年1月18日，罗成友仍记得那一天。寒冬腊月里，听说镇上要成立文学社，42名村民一下涌进他的办公室，有些人甚至刚从田里出来，腿上还沾着泥巴。
在当时，从事文学、群众文化工作是极其艰苦的：全靠业余创作，且没有报酬，甚至还要自己贴钱。
没有经费，没有刊登作品的阵地，没有专职工作人员，文学社怎么搞？大家商定，每人每年交2元钱用于买办刊物的纸张，自己编稿、刻蜡纸、油印、装订。靠着一块刻蜡纸的钢板，一部文化站的油印机，文学社开张了，办起了每月出一期的《滴翠报》和每季度一期的《滴翠》文学杂志。
滴翠文学社的成立，把青木关的文学爱好者集聚到了一起。社员们一有空，就爱到文化站的办公室，相互交流作品和创作心得。甚至，由于长期人员聚集，还闹出过被举报疑似聚众赌博的小插曲。
就在这样艰苦的创作环境下，文学社很快推出了一系列反映改革开放的鲜活作品。“其中有一篇《抓团鱼的小伙子》，讲述了青木关一个年轻农民在改革开放前后抓团鱼卖的故事，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发展，通过文学社的推荐，在重庆日报副刊投稿刊发后，在当地引起了很好的反响。”罗成友回忆。
如今，滴翠文学社的办公地点已经搬进了新装修的青木关镇文化服务中心。在中心的展柜里，仍摆放着开办《滴翠报》时使用的油印、装订等老物件以及部分作品手稿。
一个温暖的大家庭
“滴翠文学社一路走来不容易，特别是有几年，经费紧张，文学社差点就散了。”滴翠文学社现任社长李承萍说。
其实，作为一份镇街报纸，《滴翠报》的忠实读者不少，也是当地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正是考虑到这份报纸对当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，后来，沙坪坝区和青木关镇加大了对文学社的资金支持，解除了文学社的存续危机，这也让社员们更加珍惜这个平台。
虽然现在社员们都散在各地，难有常常见面交流的机会，但在文学社组建的微信群里，大家依然十分活跃，不时分享一些优秀的作品。有哪位社员的作品发表了、获奖了，群里也是道贺声一片。
“大家也不是只说好听话，有时候也会有争论。我觉得特别好，说明你分享的作品，人家都认真看了，也有思考。这样更有利于大家进步。”社员徐光惠说，自己加了不少作家的群，但很少有像滴翠这样氛围浓厚的平台，给人一种“大家庭”的感觉。
正因为如此，滴翠文学社每年仍有新的社员加入。正在读高三的陈凤娟就是今年3月刚被吸纳进文学社的成员。
陈凤娟一直热爱文学创作，今年，经初中校长的引荐，她加入了滴翠文学社，并由副社长秦开勇负责对她进行指导。
“其实，我也算刚正式踏上文学创作的路，有段时间挺迷茫的，也不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到底怎么样。”陈凤娟说，加入文学社后，她把自己的作品发到微信群里，大家都会热心地指导并鼓励她，老师秦开勇也帮她推荐更多投稿渠道，随着部分作品在《滴翠报》甚至区级报刊上刊发，她感受到了莫大的鼓励，“今后，我一定会继续写下去。”
截至目前，滴翠文学社已吸纳社员300余名，共刊发作品7000余篇，出版《陪都求学记》《山乡寒梅报春来》等长篇小说20部，作品曾登上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等刊物，社员张儒学的散文集《照亮我人生的那盏灯》还入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参评。滴翠文学社也先后被授予沙坪坝区“农民文学之乡”和重庆市“农民文学创作基地”称号。
一股乡村振兴的力量
37年一路走来，滴翠文学社的社员一直关注乡村、记录乡村。尤其是进入新时代，山乡发生的巨变更是给了他们更多创作的激情和动力。
就在最近，社员张儒学关注农村留守妇女的长篇小说《暖阳》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，即将上市发行。
20多年前，张儒学在青木关打工时加入了滴翠文学社，在这个平台上，他的才华得到充分展现，成功进入市作协，后来又被老家大足作为人才引进，并给他设立了一间“张儒学文学创作室”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关注大足农村的变化。
“以前写乡村，很多都是一些艰苦、贫困的往事和愚昧的人物。现在，农村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的写作内容也随之变化。”张儒学说。
以张儒学2019年出版的《偏西的太阳》为例，写作时还没有提出乡村振兴，他笔下的主人公身上仍存在外出打工返乡后的迷茫，不知如何融入乡村。但在去年出版的《爱情总是对的》里面，主人公王大虎的经历已截然不同，在这本书里，王大虎返乡后发展鱼塘，得到了政府的政策、技术支持，享受到了无息贷款，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，还成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。
“这本书就是以我老家三驱镇板桥村的新农村建设为背景，将农村真实发生的故事集中在王大虎身上展现。可以说，我写的王大虎的故事，就是现在千千万万农民身上真切发生的故事，就是乡村振兴的生动体现。”张儒学说。
在青木关，当地社员则关注起了本土汽摩配套产业科技转型的话题。李承萍说，青木关现有汽摩相关企业四五百家，科技型企业仅30余家，科技创新氛围不够浓厚。
今年以来，社员们通过走访部分科技型企业，在《滴翠报》上刊发企业转型故事，为全镇汽摩企业的转型升级营造氛围。“可喜的是已经初步见到成效，就在不久前区工商联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座谈会，提到科技创新问题，会上部分企业已表态准备着手开干。我们的创作是有价值的！”李承萍说。
访谈
“那是作家梦开始的地方”——对话滴翠文学社社员
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乡村文学社，至今已寥寥无几。但青木关的滴翠文学社历久弥新，不断有新人加入，不断有作品产出，成为沙坪坝区的一张文化名片。
对社员来讲，滴翠文学社究竟意味着什么？目前发展情况如何？未来有何打算？近日，在青木关镇文化服务中心，重庆日报记者与李承萍、秦开勇、张儒学等几名社员进行了交流。
重庆日报：在提到滴翠文学社时，你们好多人都提到“氛围好”3个字。对你们来说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？
张儒学：滴翠文学社对我来说，是梦开始的地方。我是有作家梦的，但此前因为身体原因我几乎已经放弃写作了，是《滴翠报》重新唤起了我写作的冲动，当时的社长得知我的事情，经常上门来劝我、鼓励我、关心我，得知我窘迫，还让我免费在文学社打印文章，这才让我又重新拿起了笔。
李承萍：我以前是在青木关开办企业的，平时喜欢写点东西，但从没想过成为一名作者公开发表文章。当张儒学“打工作家”的名号传出来后，我受到了鼓舞，59岁才开始提笔创作，是这个平台给了我勇气。
重庆日报：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文学社现在发展情况如何？
秦开勇：现在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，年轻的社员很少，目前社员活跃的有100名左右，其中1980年以后的作家占比也就10%左右，有点青黄不接。
张儒学：是的。现在大家对农村的关注也没有以前多了，这对整体创作氛围有一定影响，活跃的社员也慢慢减少。
重庆日报：那文学社未来有什么打算？
李承萍：还是要多招些学员，尤其是着重在乡镇上挖掘一些好苗子。他们在农村生活、工作，对乡村发展变化有感悟，有助于文学创作。
秦开勇：我们还要多举办采风活动，甚至考虑与其他一些文学组织联合搞活动，多给社员一些外出看看、交流的机会，提高大家创作的积极性。
记者手记
乡土文学从未远去
20世纪80年代，广袤乡村里涌现的改革故事，引发了许多作家的创作热情，也点燃了一批农村创作者的文学梦想，他们组成一个个乡村文学社，记录乡村变化、抒发对乡村的情感。
但随着城镇化推进，以及各级作协组织的建立完善，乡村文学社逐渐淡出大众视线，但乡土文学创作却从未停歇。
一方面，城市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，人们内心更加渴望回归自然，作家的乡愁情感也被激发出来。
另一方面，近年来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，掀起了新时代以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为标志的新山乡巨变。这些变化中的人、景、事，又为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来源。正如张儒学所说，“农村变化太快了、太大了，我感觉自己非写不可。”
因此，当下文坛上关于新时代乡土文学的探讨不断，以农村改革为题材的乡土文学作品日益增多，书写农民脱贫致富、农村旧貌换新颜，讲述富有时代特色的乡村故事，开始成为部分当代作家的共识，乡土文学依旧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向。
比如，在脱贫攻坚期间，石柱县中益乡坪坝村的驻村第一书记韦永胜，在驻村结束后将自己的经历进行梳理，推出了报告文学《坪坝花开》，记录脱贫攻坚下的乡村变化等。
在各界关注下，近年来，我市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，如《下庄村的道路》《瓦屋村》等。今年，市作协副主席张者的长篇小说《拯救故乡赵家庄》还入围2023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名单。
可以说，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中，乡土文学从未远去，她记录着乡村的变迁，会和乡村一样，迎来蓬勃生长。
